醴陵釉下五彩进北京的故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的日子。这一年首都北京开始了建国以来最大一次城市改造高潮。兴建了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同时全面改造和拓宽了东西长安大街、扩建了天安门广场。

    这一年元月中旬，醴陵瓷器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王林卿通知我和他一道去北京。那时我担任醴陵瓷器公司属下的陶瓷研究所所长。说来蹊跷，一九五八年四季度全国开展了反右倾批判，而在暗中组织批判我的正是王林卿。现在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北京，说明批判我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没有什么问题了吧！去北京干什么？他没有说，我也不便问。当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到了北京后，由轻工部安排我们住在前门过去的惠中宾馆。元月十九日晚饭后六点钟，轻工部分管瓷器的金明昭同志用苏式吉普车（那时小轿车还不多）把王林卿和我接到中南海开会，事先我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干什么，王林卿当然是知道的。到了中南海西门，金明昭打招呼说，请注意，到中南海了。警卫盘问得很仔细，我的心情为之一振，全神贯注的认真观看。中南海，这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办公的地方，也是全国亿万人民瞩目的神圣之地。

    汽车进入中南海后，绕了几道弯，待车停下，我们步行经过一个古典的红漆柱子门廊，再进到一个能容200人坐席的会议室，室内摆有十几排长条桌，桌上全部摊了白布。晚上7点多钟，人到齐了。快到八点钟时候，一个年约40岁身穿军大衣的高个子坐在前面主持会议人的席位上，说：“对不起诸位，我刚参加一个会才散会来，现在还没有吃饭，今天晚上的会议都已通知各位了，内容也都清楚了，我一边吃饭，一边听大家发言，有什么问题一起商定解决。”原来这位讲话的就是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他是蒙古族人，个子高大，是1949年2月北京解放后由党中央从西柏坡派到北京，为党中央机关进城作筹备事项的代表之一。今天晚上的会有轻工部、建工部、文化部、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以及北京十大建筑有关各方面代表参加。主要是研究正在兴建的十大建筑的内部装饰和物资供应等问题，包括玻璃、灯饰、家俱、地毯以及日用瓷器等。这时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务员用一个木漆茶盘为齐秘书长端来了饭菜，几个馒头，一小碟菜，一小碗汤，可见那时国务院秘长的工作是很忙碌的，生活也是很简单朴素的。当参加会议的代表谈完家俱、地毯、灯饰等项目的安排后，在谈到瓷器的需要时，普遍提到的都是景德镇的任务。那时醴陵瓷器还师出无名，在首都北京几乎鲜为人知。由于任务大、品种多、时间紧（一律要求当年7月以前交货），景德镇承受不了。齐秘书长对此早已有所了解，在讲话中他特别强调十大建筑所用家俱、瓷器要多种多样，不能千篇一律。他说：中国有这么大，要把各地有特色的东西拿来，他指着旁边临时摆的一个台子的瓷器展品说：“那里有部分瓷器，是湖南醴陵的，我看就有独特风格，使用单位是外行，毛主席现在用的还是醴陵生产的茶杯呀！”秘书长这么一说，醴陵立即受到了重视，会后就有各大建筑的代表纷纷找我们洽谈。后来十大建筑中的解放军博物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三大建筑所需的全部茶具、单杯、烟灰缸等共6万件全部用上了醴陵釉下彩瓷器（历史上简称“三馆瓷”）。该项任务由当时的醴陵陶瓷研究所新成立的艺术瓷厂（即后来的群力瓷厂）共同承担于当年七月全部完成运抵北京。醴陵陶瓷研究所为毛主席特制过盖杯，但数量很少，才几十件。当然由于这几十件也就有了后来的几万件并不断的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由于以上三大建筑用瓷的生产，又促进醴陵釉下彩第一次实现了成套瓷的生产。如釉下彩莲子茶具、腰鼓茶具等就是那时候开始生产的新产品，再到后来又促进发展了醴陵釉下彩瓷的出口业务。几十年来醴陵釉下彩瓷不断发展状大，到了八十年代醴陵瓷器已经是名扬国内外的名牌产品了。 （李维善）